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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雷蒙德·卡佛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发布时间:2018/9/3 浏览次数:1379

雷蒙德·卡佛写短篇小说。只写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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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佛很有名。他不只是村上春树最爱的三位小说家之一,还被主流评论称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

    但很多人在初读卡佛时,会感觉不知所云。

    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反转型结尾,没有;马尔克斯短篇小说的奇诡想象,没有;卡夫卡短篇小说的跳跃和飞翔,没有;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辛辣反讽,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曲折离奇的设定,都没有。

    卡佛是一个古板的记录者,他把某个普通人生活里的某个片段截取下来,不加修饰,也不介绍前因后果,直接甩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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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佛主要写穷人。他们拮据而窘迫,为生存而挣扎,可以被任何一个简单的问题难倒。

    《大教堂》里的那个老孔雀、那只恶心的耳朵、那个面包圈、那颗维他命、那坨耳屎……在那些卑微、干瘪、琐碎的日子里,连毫不远大的生活目标也无力追求。

    卡佛偶尔也写不那么穷的人。《软座包厢》里的中产阶级,陷在家庭的冲突和父子的矛盾中,生活闭塞、疏离、麻木,反倒是从头等座搬到二等座后,在嘈杂中找回了一些温暖。和卡佛相反,菲茨杰拉德主要写富人。那些爵士时代的弄潮儿们,生来富有,衣食无忧,纸醉金迷,但他们在生活面前,同样会软弱,同样需要妥协。在无常的命运里,他们的情感生活常有缺憾,任性的误会、错过的痛苦,处处弥漫着忧伤。

     菲茨杰拉德也写穷人,和卡佛不同的是,他笔下的穷人往往拥有屌丝逆袭的命运,穷小子通过自己的努力,逆天改命,站回到心仪多年的女神面前。可是,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的那条逆流而上的小舟,努力地向前划着,却不断地被浪潮推回过去。

     卡佛和菲茨杰拉德的世界组合起来,写尽了世间的大多数人。他们生命中巨大的空白、错位和荒芜;他们压抑在内心的焦虑、无趣和颓丧;他们在命运面前的反抗、绝望和执着。

众生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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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写苦,直指人心。

当我们在读余华的《活着》时,虽然觉得福贵的一生很苦,但不会感同身受,因为很难相信这么多的不幸会在现实中发生;当我们在读《穆斯林的葬礼》时,也会心存侥幸,想着那些戏剧性的巧合不至于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卡佛的作品是反戏剧性的,拒绝情节,拒绝转折,拒绝巧合,传统文学撩拨读者的技巧都不存在,只剩下平铺直叙。

这些缺乏戏剧性的白描式的片段,更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出现。因此,读卡佛时会产生一种“沉浸式”的感觉,想逃也逃不出来。

这种片段的例子在书里比比皆是,不赘述。

另一方面,卡佛把修饰和比喻等技法全部砍掉的极简主义写法,和他文字里所蕴含的巨大信息量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比如,在《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里,卡佛写中年人失意的沉沦和落寞,只用了一小段:“他三十五六岁时开始走下坡路。丢掉了工作,拿起了酒瓶子。”

在《取景框》里,卡佛写生活的变故,只用了十几个字:“全部的家当。他们搬了个精光。”

在《纸袋》里,卡佛写对生活妥协,只用了一个设问:“你看一个人习惯起来有多容易?”他摇了摇头。“难以置信吧。”

在《洗澡》里,卡佛写突如其来的恐惧,只写了一个戛然而止的场景:“这个男人一直很幸运和幸福。但现在恐惧使他想洗个澡。”

用有限的词句承载过量的信息,这种事情博尔赫斯常做。不同的是,博尔赫斯的方式是类比和暗喻,像是炫目的魔法攻击;卡佛则全无招式,只有平淡无奇的直拳,拳拳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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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卡佛作品里的苦,有一种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眩晕和无力感。

平静而稳定的生活,只需要突发一件小事,就会被撕扯地支离破碎。

在《粗斜棉布》里,“他知道,只需要一个混蛋,一把火,就能把所有东西毁掉。”

在《瑟夫的房子》里,希望重续前缘的旧情人,借住的房子突然被朋友收回,“就这样,一下子,海就没了。”

在《好事一小件》里,孩子因为一件普通的小事故便突然撒手人寰,“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在《发烧》里,仅仅因为主角的一次突发的高烧,生活就濒临崩溃,所有的希望竟然不得不寄托在一位家政工身上。

有人会问了,我们的生活,真的如此脆弱吗?

这个问题得倒过来想——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牢牢攥在手里的?

生、老、病、死,是否受我们的控制?离别、怨憎、烦恼,是否受我们的主观意愿而转移?

佛教说:“世事无常”。一切和合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不变的。

就像卡佛在《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里写的那样:“事情在变,他说。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变的。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不按照着你的愿望来变。”

但无常的观念除了在人们偶尔的感慨时会出现外,大多数时候都并未被人接受。

这是因为,一方面,“所见即所得”,人们在日渐一日的重复中渐渐麻木,以为眼见的规律就是生活的稳定结构;另一方面,人们常会过度强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定胜天”,这既是一种傲慢,也是对无常的恐惧催生的自我安慰。

卡佛的作品并不惧怕揭露让读者们感到不适的真实。与其像鸵鸟一样假装自己能控制一切,以致于在变化发生时猝不及防,不如直视生活的脆弱本质,随时做好接受无常到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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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苏童说过:“读卡佛读的不是大朵大朵的云,是云后面一动不动的山峰。”

怎么穿越大朵大朵的云读到后面的山峰,是卡佛的读者必然会遇到的考验。有些小说的作者在表达观点时,生怕读者们读不懂,会加入很多叙述性的解说。卡佛反其道而行之,他本人不仅在作品里从不出现,即使是他所描述的片段之间本该有的联系,也被刻意地省略了。“极简主义”,简到文字的血肉全被砍掉,只剩下几根骨头搭出一个摇摇欲坠的骨架。

因此,试图从情节和故事的角度来读卡佛,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很可能会迷失在“大朵大朵的云”里。

有一种云,是大幅的留白。省略掉大部分的情节,只留下只言片语,让读者靠自己的思考填补留白。

比如《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卡佛写到:“他从来不知道杰瑞到底想干什么。但这一切都始于,并结束于一块石头。杰瑞对两个女孩用了同一块石头。先是那个叫莎伦的女孩,然后是那个本来该归比尔的女孩。”——初读时觉得莫名其妙,一发挥想象,又不寒而栗。

比如《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我看着小溪。我就在里面,眼睛睁着,面朝下,瞪着溪底的苔藓,死了。”——为什么我就这样死了?读者需要进行大量的脑补。

卡佛一直在试图刺激读者们思考的欲望,他希望他的读者不是以慵懒的姿势躺在沙发上捧着他的小说进行纯粹的消遣,而是希望读者们的大脑能和他的文字一起跳舞。“极简主义”省略掉的情节是什么?不经意的暗示指向的是什么?戛然而止的结尾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一旦读者们在阅读的同时开动脑筋并获得答案,就会体验到这种深度参与的阅读方式对大脑的刺激,从而产生出一种异样的快感。

因此,做卡佛的读者,是需要门槛的。被这道门槛所拦下的人们,会觉得卡佛呆板无趣,不知所云;跨过这道门槛的人们,会被卡佛深深吸引,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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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小说里另一个让我着迷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境。

一种是人们在沟通时的态度,不愿意聆听对方、理解对方。这在生活中很常见,不赘述。

另一种是人们的沟通和表达方式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这更让人着迷。

卡佛小说里有很多人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有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

比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她不停地说着。她告诉所有的人。这件事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她想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放弃了。”

在《还有一件事》里,“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这些戛然而止的场景,并非主观意愿的欲言又止,而是客观条件的无能为力。

第一层阻碍,人们本身的想法并不清晰。我们想要表达的,可能只是一个朦胧的意向或一些模糊的感受,很难将其转化为成型的观点。

第二层阻碍,即使有了观点,也不一定能组织起相应的语言并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有可能说出来的话和想表达的观点“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三层阻碍,即使我们把自己的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对方也可能因为理解能力的有限,而曲解了我们的意思。

如果我们能仔细观察沟通的细节过程,会发现这其中处处是坑。我们都大大低估了沟通的难度,这根本不是什么基础技能,在某种程度上,充分有效的沟通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某次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沟通只有成功的误解和不成功的误解。大多数人在思考的时候是迷惑(confusion),张嘴的时候是矛盾(contradiction)。人们以为沟通成功了,很开心,其实只是‘不成功地误解’了对方而已。”

在佛教的观点里,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沟通或分享这回事。你看到的这朵花,和我所看到的这朵花,是不一样的。你说看到了这朵花感觉很美,我也表示这朵花很美,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的感受在名言层面达成了一致而已,“美”的感受并没有被分享,沟通并没有发生。

我们平时在对话时,常会出现:“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些都是沟通本身的无奈。

对于沟通的缺陷所导致的无法通过语言表达的那部分东西,卡佛拒绝提供任何解释。

比如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卡佛说:“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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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体什么是爱情?卡佛并没有给出解释。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雷蒙德·卡佛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乐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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